2015淺析質詢攻辯環節，兼議攻辯戰術

　　攻辯質詢在辯論中常常是個讓剛接觸辯論的同學很撓頭的環節。經常是會有臨到上場前一天或前幾個小時，立論結辯什么都搞定了以后，還看到攻辯手抱著頭在拼命憋問題。而相應的也有不少的有經驗一些的辯手撰寫了相當數量的對于攻辯環節的技術指導。而我的想法恰恰是閱讀了兩篇類似的技術性文章之后產生的——也許，在談論各種各樣的攻辯技巧之前，不妨先反思一下，會不會是這個制度自身存在著什么缺陷才會讓剛接觸他的人如此困擾。

　　攻辯質詢本質上其實很簡單，就是問問題而已。而問問題的意義在于得到答案。所以更具體的可以分為這些情況，問者不知道答案回答者知道;雙方都不知道答案;問者知道答案而明知故問。

　　物不平則鳴，人不明白才問。所以正常情況下顯然問者不了解問題才會產生疑問。而也只有把疑問的目標指向一個知道答案或至少有可能知道答案的對象才比較正常。所以在平常生活中，我們發問以及需要提問的情況多半是和上一段所說的第一種一樣，問者不知道答案，而回答的人知道。但是問題在于這種情況在辯論中并不算常見。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換一個說法可以叫做“信息不對稱”。在現實生活中信息的不對稱可以說是無處不在，不僅存在于人與人之間，更普遍的的例子是政府和個人之間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在法律事務中和政治事務中，有著豐富的質詢制度并相應盡可能清晰明確的區分了不同主體之間不同的舉證義務————而這種區分的意圖就是，明白的劃分誰是提問者，誰是回答者，讓了解信息更多的人回答問題，讓了解信息少的人有權提出問題，從而使得更多的事實得以揭發出來。

　　但是，當以法律辯論或政策辯論為模仿目標的辯論比賽，照貓畫虎地把質詢制度模仿過來之后，卻忽略了信息不對稱的現實基礎在比賽中已經消失掉了。我們在辯論比賽中就政策進行辯論，正方就政府的立場維護政策的提出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并非是你這樣做了，你就真的成為了政府一員，擁有了種種信息上的特權和優勢。在比賽中，辯手并不會變成事實中當事人，所以正反雙方的信息來源大體上說都是依賴于公開信息的，因而是同等的、對稱的。

　　我們想一想，在法庭上，接受質詢盤問的也都是證人、當事人之類的對于事實有信息了解的人。從來沒有把律師抓出來進行質詢盤問的對不對。同樣的，對辯手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們接受質詢呢。

　　所以如果在辯論比賽中真的誠心誠意地去老實問問題的話，通常來說的遇到的結果就只能是文章開頭提到的第二種情景——提問人不知道的，回答人也不知道。然而另一方面，用誰都不知道的事情去證明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常識。所以在比賽中提出一個無人能夠回答的問題，既無法證明自己立場，也不能證偽對方立場，怎么看都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當然，我不否認，提出一個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難題噎人在感覺上是很爽的在場面上也會讓對方答不上來而顯得很尷尬，但不管是不是辯論比賽只要思考一下：這究竟說明了什么——證明了什么——就會讓人自然而然的感覺到，這些毫無意義。這涉及到辯論比賽中應有的論證義務包括了哪些，這個我希望另寫文章談論，這里暫時打住，只在此不加論證地給出我的判斷：辯論的義務是而且僅是證明自己的立場成立和證明對方不成立。而與此沒有關系的單純的噎人，再爽再在場面上顯得很厲害也都是禁不起推敲反思的。

　　不過話說回來問一個鬼都答不上來的問題沒什么意思倒也不是什么特別難得出的結論，所以在辯論實踐中倒也并不是有很多人喜歡問對方肯定答不上了的問題。于是，因為不知道而提出問題的兩種情況都不成立了已經——自己不知道而對方知道因為信息的對稱而并不常見，雙方都不知道答案的問題問來又沒什么意義，于是就只剩下了最后一種可能了：在質詢中，所提的問題必須是提問者自己知道答案的。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很簡單了。知道答案而又去問無非是兩種情況，設問和反問。設問是自問自答，而反問則自答的必要都沒有，答案顯然。另一個事實是，不管是設問還是反問，都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疑問語氣，本質上是個陳述句，只不過借用了一個疑問的形式而已。如果愿意，你可以把任何一個陳述句改寫成設問或反問，也可以把一個設問或反問改寫成陳述句，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同樣的東西。

　　所以在辯論比賽中的攻辯質詢環節，根本就不是什么提問環節，而無非是個把陳述句改成設問和反問的造句大賽罷了。于是新接觸辯論的辯手的困擾也就不奇怪了，往往要么是自然地想要正兒八經的問真正的問題——然后卻發現委實問不出來或者問出來啥都沒證明毫無意義;要么就是出于想證明自己觀點的本能忍不住在質詢環節中開始說陳述句而一再被主席提醒“請問問題，不要自行論證觀點”。